传事、传神与传世
——高鸿《一代水圣李仪祉》简评
张兴海
著名作家高鸿的长篇人物传记《一代水圣李仪祉》是一部宏大厚重的作品，堪称当今传记文学的翘楚之作。我捧此书，字字句句，仔细品读，不敢一目十行，更不敢囫囵吞枣，确有一种沐手静心的恭敬。我的身心，早就沐浴了李仪祉先生的圣光。半个多世纪以来，先生的英名只要一出现，总是令我倾心关注。1963年秋季，我考入陕西省仪祉农校，那所学校改变了我人生的命运。对于李仪祉先生的人生履历和丰功伟绩当然比较熟悉，但是阅读此书，却似乎进入了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一个我并不熟悉的人物出现了。我渐渐领悟到，生活化人性化的伟人和意念化楷模化的伟人大不相同，唯此，才体现了文学作品的独特功能和艺术魅力。
人物传记和小说在叙事方式上有本质的不同。小说通过虚构的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来展示人物，达到与读者交流并感染读者的目的，作家把故事性看作文本的重要特质，并能匠心独运地营构充满悬念张力的精彩故事。传记文体要以真实的叙事为特质，虚构在这里成了虚伪，成了不真诚，成了文本的大忌。因而，以环境的真实、人物的真实、事件的真实来营构一个文学世界，达到吸引读者感染读者的目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读此书，犹如读优秀的长篇小说，心灵产生的震撼，久久的回味，不尽的思索，都在掩卷后的多少日子感觉到了。
随着李仪祉先生的人生步履，辗转而动的是一处处生活情境的画面，画面中一个俏皮的顽童，多情的少年，勤勉的书生，变成了踊跃投入革命洪流的热血青年，又远赴德国学习土木工程，回国后在闹嚷嚷的社会乱局中一筹莫展。目睹乡村干旱无奈的悲痛景象，再次赴德国专修水利工程，回国后开创科学的水利事业，举办学校，培养人才，翔实勘察，组织施工，期间一再陷入匪夷所思的种种困境。由于他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才有了“关中八惠”，才有了治理淮河、黄河等一系列水利伟迹，才有了丰赡的尖端学术巨著，才有了中国近代水利史上开创性的十个“第一”。开宗立派，拓路奠基，水利在科学的引领下有了新生面，先生无疑是中国科技史文化史上光华灿烂的划时代巨星。阅读此书，感知先生传奇坎坷的人生经历，对他的良苦用心和丰功伟绩详尽了解，觉得“一代水圣”的称号对于他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一本人物传记的基本要求是完成对人物总体风貌的准确刻画，这也是读者的第一需求，因为读者的最大愿望是了解传主的基本生平和主要业绩。对于不少读者来说，能读到一本除了对传主总体风貌准确刻画之外，又能产生心灵震撼，掩卷后久久不能释怀的书，实在是一种奢望了。高鸿的这本书之所以能产生这种阅读效果，主要在于不仅完成了“传事”，而且完成了“传神”。“传事”，应当说在这方面已经相当完备，作者胸襟豁达，视野开阔，古今中外，社会时代，方方面面的事实、事迹、事象，都囊括其中了。在“传事”方面，此书的扎实、全面、细致，犹如完成了一件巍峨的建筑工程。
毕竟，“传事”的功能只是基础的作用，“传神”的效果才是终极的目的。在这方面，作家显出了擅长小说写作的老道功夫，从题旨设纲到布局章法无不深藏打动人灵魂的玄机。仔细分析，有三点成功之法。
首先，作家深谙写人在于写人性深度的奥秘，把伟人当作具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来看，展示伟人的常人性情和本质。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论断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现实关系的总和。”作家充分利用了人物关系，把传主放在与祖父母、父母、师长、兄长、妻子、侄子、儿女、伙伴、同学、同事、朋友、下级、学生、同僚、官僚等不同关系的交往纠缠中，展现他的情态与心态，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就显出了立体化的风貌。书中几次写了先生和他的祖母相处的情景。由于他幼年生了大病，濒临死亡，祖母对他格外疼爱，夜间总是搂着他睡觉。后来祖母生了重病，他鼓动并负责雇马车带她进城医治，直到祖母去世，他的悲痛可想而知。作家深知写人性的深度离不开人性的复杂，尽量挖出伟人看似出轨，却又显出一种非凡气质的隐秘往事，展示伟人既是常人又异于常人的特质。我们看到，小仪祉在和小伙伴相处时尽显童心，他不仅好奇心强，而且贪玩、顽劣、惹祸、恶作剧，有一次竟然弄得水担的铁钩子戳进了喉咙。他虽然一生正气凛然，却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对于幼年青梅竹马的女伙伴冬娃爱意在心，在她不幸夭折后，凄然动笔，赋诗抒情，以志祭奠。由于年龄的原因，和妻子完婚四年一直未有肌肤之亲，二十一岁时才有了夫妻感情的契合，不过，他用了诡诈的讲鬼故事的方式，吓得妻子扑进他的怀抱。后来他在德国留学，远离故土，思念妻子，在当地的雪山景点旅游时，竟然梦见此地传说中的山神之女，这位金发飘逸的妙龄女郎的神韵既像妻子又像冬娃，她和他的对话中既有缠绵亲情也有励志之嘱。鲁迅先生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人是矛盾的综合体”，作者坦言，当然是有意为之，呈现一个常人的完整灵魂。一个音容笑貌在动感中向读者不断逼近的人就这样在书页中活脱出来了。
其次，作家尽量写出矛盾冲突和人物困境，在激烈冲撞和极度困厄中揭示人物的心理、品性和精神。李仪祉身处的时代，不仅社会矛盾错综复杂，诡谲多变，而且整个国家积弱积贫，满目疮痍，何谈国民经济？他不仅是冲破封建体制禁锢的新一代革命家，更是掌握了世界科技领先水平的知识精英，并要以兴建工程实体的方式救民于水火，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撑，在这样的社会时代，他的一生都会陷入在矛盾、冲突和困境中，而作家的笔触正是在这里不断地深入开掘。他幼小的时候面临村子和学校的陈风陋习，留学时遭遇外国狂徒的轻侮，学成回国后路途中被强盗打劫，学到的知识在时势乱局下无法应用，不得不二次留学专攻水利。经过艰难勘测，却为施工的资金所困。他四处化缘，四处碰壁，想不到，那个赫赫有名的冯玉祥也口说诳话，虚伪应付。设计好的引泾工程一再搁置，他“终于意识到，一个大型的水利工程的兴建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和足够的财力作为支撑，更有着政治因素的制约，以己势单力薄，不谙政治，空有着为民办事的一腔热血激情而四处碰壁……”这个期间，又逢西安围城，时局大乱，不久又是史称“民国十八年饥馑”的关中大旱，饿殍遍野，民不聊生，旱魃的肆虐只能让他的心肝疼碎。所幸大灾的次年杨虎城将军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由于他的热诚支持，于右任也鼎力相助，才有了引泾工程的启动。谁能想到，投入工程的开建，才是他陷入新的困境的开始。除了工程资金短缺，开挖渠道也受到多方阻碍，技术、施工、原料都要由他安排解决。真是匪夷所思，就连他依靠的坚强后盾杨虎城也为了官场应付而耽误了工程拨款，他对他发了雷霆之怒，几乎愤而辞职。最彻底也是最痛苦的是和他自己内心的较量，其实，他是在和自己的生命较量。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身兼多种职务，已经有了“关中八惠”的设想，有了全国河海治理的蓝图，加之日寇入侵，他在四处奔波、日理万机的忙碌中，两次身患大病，身体极度虚脱。生命的警钟敲响了，他很想辞去所有职务，专心调理身体，闭门读书写作。但是，正在负责工程运作的机构须臾不能没有他的在任。他是清醒的，硬是用生命去耗，去赢，去赌。英年早逝，天地憾恸，人间悲剧，也就壮烈了一位旷世圣贤。
第三，作家充分利用了各种文体形式，构成了一部丰满厚实的文本，丰盈了作品不尽的意蕴，在思想文化和气韵风格上抵达了理想的彼岸。第一章的开首，就是“龙山马湖，渴死寡妇”的民间传说，对于传主的生身环境，对于他一生所追求的志向选择，作了生动有趣的奠基。按照恩格斯对现实主义涵义的定义，“在细节的描绘中，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此特殊的干旱之地，诞生这样一位救世的水圣就是天经地义的了。书中不断采用民间歌谣、谚语、故事，古诗，典故，牌匾，家训，对联，书信，电影，戏曲，绘画，摄影，日记，碑文，公文，社评，消息，电文，挽联，祭文……形式驳杂，内涵丰富，郁郁乎文哉！李仪祉的父亲李桐轩，伯父李仲特，胞兄李约祉，先生刘古愚、毛俊臣、朱佛光，同乡、朋友于右任、茹欲立等，都是文化大家，他们的语言和文字尽是思想的闪光，句句掷地有声，珠玑般宝贵，写好这些人物也就增加了文化含量。李仪祉自己也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他的诗文在状物抒怀表情达意方面达到了很高水准。在他身上体现的爱国悯人、忧国忧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优秀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优良品德。刚正不阿，嫉恶如仇，质直而尚义，崇实而轻谈，正是张载开创的关学精神，关中文人性情特色的体现。“做大事不做大官”，此言个性鲜明，振振有力，像一个标签一样标出了一代伟人的独特人格。作者感慨道：“我国长期浸淫于官僚政治，做官在许多人心中，都是一生奋斗之目标，许多人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有的人虽已经为官，但对更高的官员极尽谗言媚骨，阿谀奉承之态。李仪祉则从来把官位看得清淡，认为做官就是为民办事，除此无他。身处民国时代而能有此风骨的李仪祉，其高尚的人格和精神境界，绝非他人可能比肩。”
这部作品，由于“传事”的细致扎实，“传神”的深刻感人，“传世”的意义就当然具备了。任何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都是今人的关照镜像，李仪祉先生的形象在今天的关照作用切实而鲜明。雷达先生说：“真正决定作品生命力的是它的思想的高度，人性的深度，文化精神的广度。”这三个“度”显然都达到了。总体来看，这部书的精神思想的深度和艺术感染力的强度都是相当突出的，可以说为传记文学的写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本。
（张兴海，副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安市群众文艺创作中心艺术指导。作品获陕西作协文学奖、柳青文学奖、九头鸟文学奖、咸阳职业技术学院校庆征文一等奖。）
